作者简介：

蓝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需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详细考察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形式的变化。从产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再到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在产业劳动中形成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变化为产业利润的形式。在空间形式上，产业利润需要进一步与商业利润、地租、利息、物流和仓储等领域的利润进行重组和分配，形成价值形式的第一次重组，即空间重组。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诞生了虚拟资本，而事实上参与分配的是面向未来的剩余价值，即价值形式的第二次重组——时间上的重组。在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平台的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将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变成“人力资本”，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从而让劳动价值形式再一次发生变化，让可变资本的部分变成数字平台掠夺和收割的意向，即价值形式的第三次重组——生命政治的重组。

关键词：

《资本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形式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人类社会似乎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技术革新时代。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当然，今天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然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变化，其最基础的生产方式，即基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剥削关系和统治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可以利用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剥削和压迫从西方国家内部转移到第三世界，正如南希·弗雷泽在其《食人资本主义》(Cannibal Capitalism)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掠夺有可能再次超过剥削，成为利润的来源。这些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工业转移和金融转移，掠夺正在变得普遍化，不仅影响到它的传统主体，而且也影响到那些以前因其公民身份而受到保护的工人和自由人。”［1］77 这意味着，尽管资本主义的外表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让其看起来不再像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那么凶险，但资本主义的食人性质(Cannibality) 并没有发生改变，任何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势必都以无产阶级和普罗大众陷入更加万劫不复的深渊为前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由技术带来的改变中，从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变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这种改变让资本的权力和拜物教以更隐蔽的方式呈现出来。

 

因此，我们需要发明一种新的社会批判，来延续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开启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尽管20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在福特制资本主义下，对于资本主义的自动化和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机制给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也尽管德波、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等人，曾经看到了资本主义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扩张和延伸，将无产阶级的消费变成借贷和负债的消费，从而让无产阶级乃至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继续在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和消费机制下像西西弗斯一样做着荒谬而无意义的行为，但是这些理论在面对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时，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更需要解析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和压迫，需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来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形式变化，分析利润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重组，分析当代大数据中利润概念的具体抽象。

01 蛹变：《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理论及其变换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研究者来说，在《资本论》中价值形式或许是最难理解的概念。尽管在最后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尽可能地尝试用最简单的形式来阐明价值形式的概念，也采用了大量的生动例子来解释商品在具体生产和交换中的价值形式变换，但在根本意义上，《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概念，是最抽象的概念之一。商品的价值形式不同于商品可以直接使用的自然形式，即不同于我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去使用该商品，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市民社会阶段上才得以显现出来的形式，只有在广泛而频繁的人类交换行为中，商品的价值形式才能够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向人类呈现出独特的外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商业交易的例子，来说明商品的价值形式的表现：

我们看到，理解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形式本身并没有任何困难。只要弄清楚一般等价形式，那就不难理解，这种等价形式是固定在一种独特商品上，例如金上。特别是因为，一般等价形式就其本性来说，要以某种一定的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社会的排挤出来作为条件，所以，这一点就更不难理解了。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被排挤获得了客观的社会的固定性和一般的效力; 因此，这种被排挤既不是各种不同的商品交替地遇到的命运，也不是只在商品世界的特殊的范围内仅仅具有地方性的意义。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然而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x量商品A= y量商品B。如果我们知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种形式是使任何劳动产品，例如麻布，表现为商品，即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的最简单、最不发达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就很容易看出，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个简单的商品形式，为获得它的完成的形态20码麻布=2镑，即为获得货币形式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形态变化［2］829－830。

这里的问题在于，在市民社会扩大的交换构成中，商品获得了一个在自然使用关系中所不具有的属性，这个属性并不是来自于一种观念上的抽象，而是来自于日常经济生产和交换构成中形成的具体抽象，即那种在观念论哲学中呈现为概念化的一般和个别关系，在具体的商品交换中，已经以价值形式的方式呈现出来了。这种价值形式，蕴含了某些共同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后来知道，就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劳动的耗费量，而这种抽象劳动的耗费，显然不是在人类社会的起初阶段就具备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这种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市民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才将商品的价值形式与一般化的人类劳动结合起来，由此人类才能在这个抽象的量的基础上来思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对此，马克思总结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89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形式，并不是一种物或产品的天然属性，商品需要进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加工，才能具有这种特定的看起来像是物的属性，而这种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掩盖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在后来的卢卡奇那里，这种属性干脆获得了“幽灵般的对象性”［4］144。这里，可以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的价值形式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推论: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前提是商品获得了抽象的价值形式，而抽象的价值形式构成了一个非自然的社会网络，商品交换需要在这个由看不见的劳动的量构成的网络中运行，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任何物的存在来说，只要该物需要进入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就必须要获得价值形式，包括人类对自己的交换，也必须物化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劳动，即只有获得物质形式( 准确地说，是物化为具有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劳动力)，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售卖，才能被资本家购买，才能变成工人的雇佣劳动的薪资，才能产生超越这个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

一旦商品在具体的生产和交换中，摆脱了纯粹自然的使用形式后，就获得了一种形式的蜕变，从幼虫阶段化蛹，即从形态各异的使用形式，变成具有统一外壳的价值形式。从物到商品的成蛹，让生产的产品和劳动对象第一次获得了价值形式。然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式的最终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诸多劳动和部门，如商业资本、物流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等等，它们也具有一定形式的劳动，但这些劳动形式并不具有在价值形式背后的生产劳动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的量，虽然这些部门也同样付出劳动，但由于其从事的并非生产劳动，于是在简单的商品交换中，实际上是无法获得利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明确指出：“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3］229－230 那么，那些并非商品生产的部门是如何获取利润的呢? 1868 年4月30 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对商品的价值的形式变换，给出了如下说明：

但是，现在应当让你知道利润率的阐述方法了。所以我把这个过程非常概括地告诉你。如你所知，在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因此就有了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形式规定，如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资本的周转等等。最后，在第一册中我们满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100英镑变成了110英镑，那么，后者就会在市场上发现它自己重新转化成的那些要素。但是，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种发现的条件，即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m)互相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在第三册中，我们将要说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5］70－71。

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正在筹划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旨在探讨价值形式在不同部门之间流通和周转中的再生成。这个流通和周转过程，已经不同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重点分析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讲这个增殖过程用公式表述为：G－W－G＇的价值增殖过程，因为它涉及在不同的部门和组成部分以某种形式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利润进行再转化的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在这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给予了批判，马克思认为那些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懂价值形式，所以错误地认为“地租来自土地，利润( 利息) 来自资本，工资来自劳动”［5］75。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地租、利息、商业利润以及物流利润，实际上只是产业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资本流通和周转中进行的再分配而已，而不是在土地、商业劳动、物流劳动，以及生息资本上滋生出来的新利润。如果土地、生息资本、商业资本、物流资本不能产生新的利润，那么它们的获利就只能来自剩余价值，即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利润，它们也只是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商品的价值形式中，而不是生产了在商品价值形式之外的新的价值。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的商品流通中产生的一系列非生产劳动的价值形式的讨论，实际上肯定了所有流通中的费用都深深地根植于唯一的价值形式，即生产劳动中的价值量，马克思说：“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5］167 从此开始，资本主义在生产阶段产生的剩余价值，从成蛹阶段，过渡到蛹变阶段，从具有统一价值的蝶蛹，幻化成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物流利润、仓储利润、会计和审计利润，等等，仿佛世间纷繁复杂而多种多样的蛱蝶、斑蝶、粉蝶、王蝶等来自于不同的世界，但是它们都是从具有同一性质的蝶蛹中蛹变出来的事实却被遮蔽了。

《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

当商品的价值及其剩余价值不再以生产的价值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商品及其流通过程的各种复杂形式，就遮蔽了产业生产过程中价值形式的根源。当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执着于地租来源于土地、利息来源于生息资本、商业利润来源于商业劳动时，就是用蛹变的多样性价值，遮蔽了在生产劳动中决定商品价值的价值形式的统一性。根据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商业劳动、土地还是生息资本，抑或是仓储和物流劳动，其整体上不会改变劳动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只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进行重组，披上其他的外衣，并以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商品流通的不同空间、不同阶段，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以一定的形式被分配给商业劳动、土地租赁、生息资本以及物流、仓储、簿记等环节，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价值形式的空间重组”，TrustWallet钱包安卓下载即在流通的空间布局上， Trust安卓版下载按照流通的各个环节和支配来分配剩余价值所带来的利润。但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并不是自然界的蛹和蝴蝶，而是会继续蛹化和蜕变，或者说，“价值形式的空间重组”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一次重组，在此意义上，剩余价值的形式会为资本不断地尽可能多地牟取最大利润留下空间。

02 时间的赌局：价值形式理论的博弈逻辑

《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版

虽然业已实现的剩余价值可以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将价值形式演变成多样的利润：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地租、利息以及物流和仓储的利润，等等，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实际上，马克思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剩余价值是否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第二次重组，而这第二次重组和蛹变，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讨论完生息资本之后，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一种特殊的资本——“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资本尚未成型，还没有出现大量凌驾于生产企业之上的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更多地出现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虚拟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后来的金融资本，也不同于诞生于中世纪末的高利贷的利息，马克思单独将“虚拟资本”独立出来，具有一定的理论用意。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当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在空间和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进行周转时，实际上相当于支付一定的比例，将利润分配给商品流通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让仓储保存货物，让簿记记录数据，让物流实现商品在空间上的运动，而商业则是实现剩余价值最重要的环节，所有这些环节，唯有当产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利润拿出来分享的时候，才是有利可图的。那么，生息资本的情况如何呢? 当然，对于资本的整个周转来说，资本(尤其是现金代表的资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土地、劳动、资本并列为生产三要素的原因所在。但是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资金短缺，因而需要向拥有生息资本的高利贷或银行来借贷，以缓解一时的资金周转困难，而一旦产品得以顺利销售，资金得到回笼，就可以用“本金+利息”的方式偿还高利贷者和银行家，在这个过程中，生息资本仍然是以第一次价值形式的重组即空间上的重组出现的，为资本周转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从而以利息的形式分享了剩余价值的利润。

但在生息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家或高利贷者之所以愿意将钱借给产业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仁慈，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产业资本家将商品变现和资金回笼后带来的利息。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银行家和高利贷者借给产业资本家钱的时候，剩余价值并未实现，甚至那些用来变现的产品都未生产出来，更有甚者，一些产业资本家连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土地都尚未租用或购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息资本何以能够相信产业资本家而将钱借给他们呢?当然，可能会出现某个高利贷者或银行家相信产业资本家的人品和个人信用，但这种个体对个体的相信无法衍生出一般意义上的体制，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一种一般化的体制，来保证银行和产业资本之间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而随之发展起来的概念就是：信用。

这里有趣的是，信用不是一个具体概念，而一开始就是抽象的概念，我们谈的不是具体哪一个资本家和信用，而是商业世界和金融世界的一般信用。信用是一个隐藏在价值形式之后的信用系统，马克思已经看到：“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6］436可见，生息资本从普通的借贷关系向信用体系变化，不是简单地由个体向一般过渡，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塑，在普通的价值形式下，信用体系为资本主义铺就了一个虚拟的平台，而一旦信用体系出现，任何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仓储与物流资本都必须在这个虚拟化的信用平台上运作，由此，这个虚拟化的信用平台就成为资本主义各行各业得以运行的基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才能顺利地从产业资本阶段过渡到金融资本阶段。正如张一兵教授十分明确地指出，这里的“虚拟资本”概念“并非指资本关系的虚无性和虚假性，而是特指资本关系在资产阶级信用关系构序伪境获得的生息资本的升级形式……这种看似虚拟的信用资本关系，却可以客观地集聚起巨大的社会资本力量。如果资本是一种被遮蔽的社会关系，那么在信用关系场境中，这种从生息资本脱型和转换而来的空手套白狼的复杂关系场境，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虚拟的他性占有状态之中。这是一整套在虚拟资本关系伪境中塑形和构序起来的新型经济负熵定在”［7］87。简单来说，一旦信用体系构建起来，形成的虚拟资本已经彻底摒弃了与其原初形式生息资本之间的关系。虚拟资本所处理的显然不是简单的借与贷之间的利息关系，也不是简单的银行需要产业资本的利息的问题，而是它会聚拢世界范围的各个领域的剩余资本，将其变成一个巨大的金融平台，在它流经的地方，便能缔造出神奇的资本神话。在这一刻，信用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新的蜕变，它已不再是个体对个体的信任关系，而是整个社会资本层面上的投资关系，借贷变成了投资，原先的利息变成了分红，信用的产生不再是出于产业资本家的资金缺口和需求，而是在虚拟资本缔造出来的构境中形成的资金的相对匮乏和相对运动，帕里斯手上的不再是具有实体样态的金苹果，在虚拟资本的构境中，他们只是讲了一个关于金苹果的故事，就让无数的风险投资涌入，来分得其中泡沫化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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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不在于今天的信用体系和虚拟资本如何在泡沫化的金融神话构境中翻云覆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分红和利润来自何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坚信这些利润和分红不可能是通过讲一个神话故事就能从天而降的。无论神话怎么变来变去，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说，这些红利只可能出自同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生产劳动中的价值形式。如果说商业利润、生息资本的利息、土地的地租等参与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第一次重组，即在资本的空间环节上，在相近的时间段上，对同一时间内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和重组，那么就会有面对第二种剩余价值重组可能性，即剩余价值的形式在时间上的重组。因为当生息资本变成虚拟资本，甚至装扮成更高雅的金融资本和投资基金时，它的价值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唯一改变的则是：它不需要榨取当下同一时间范围内的剩余价值，而是预先透支了未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所谓的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套利行为和分红，实际上是在虚构的神话基础上，将各种社会资金聚拢来，许诺分给大家未来的剩余价值，而一旦聚拢的这些资金投入到具体的产业中，就会有两种情况：要么神话成真，让所有的投资者真金白银地享受了未来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就是投资红利；但更多的情况是，许多投资基金进入之后，最开始的始作俑者迅速套利出场，将神话破灭的泡沫留给那些“仍然幻想分享巨额红利”的神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到虚拟资本或金融资本最发达的状况，但是他以自己的口吻，预言了今天的金融世界的故事：

这种积累的劳动产品，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为己有。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来，这实际上只是它们同活劳动接触的结果；其次，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的时期内才存在［6］167。

与第一次在空间上对剩余价值的形式进行重组不同，第一次重组建立在比较稳定的剩余价值的收益基础上，虽然剩余价值尚未被商业劳动实现为具体的价值，但能够实现潜在价值的产品已经被产业劳动生产出来，而唯一缺少的就是在物流、仓储、簿记、商业销售等环节中对它的实现。而在虚拟资本的信用体系中，他们甚至没有看到可以用来实现潜在价值的产品，这样的金融投资，所面对的未来剩余价值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物。正如齐泽克在《马克思的虚拟理论》一文中强调说：“以尚未生产或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为支撑的货币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命脉，而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的古怪或不规则的结果：为了发挥资本的作用，货币必须流通，必须再次运用劳动力，再次以扩大的价值实现自身。”［8］14 倘若如齐泽克所说，如果这些投机资金所针对的对象根本不存在，那么他们面对的就是一场时间的赌局，他们的获利只可能来源于未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那么对于这些尚未存在的剩余价值，只能在一遍又一遍的神话的泡沫中寻找。那些真正找到了未来剩余价值的投资者，会化身为投资的神话，实际上他们都在博弈一个未来，而那些下注错误的玩家，会被无情地扫地出局，在这些出局资本的背后，还有那些无数购买了其金融信托产品、理财产品、基金产品的普通中产阶级。

剩余价值形式的第二次重组，实际上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时间上的重组。但与第一次空间上的重组不同，这次重组不再是稳定的剩余价值的收益分配，而是一场巨大的饕餮版的赌局，那些没有收获未来剩余价值的资金，被胜利者的荣光所吞噬，最终让位于几个最宏大的虚拟资本集团。而他们的金融铁王座，或许在等待下一场“变形”，这就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带来的新的资本神话。

03 人力资本化：数字时代的价值形式的生命政治

如果说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在产业资本下增加的一个虚拟的金融资本运作平台，所有的生产企业，甚至包括商业企业、物流企业、仓储企业等都必须依赖于金融投机和投资的平台来运作，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发生了一次内部调整，即本来应该作为生产与流通之间的中介的生息资本，凌驾在所有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上，构成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虚拟构境，并让之后所有的资本和投机商、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都必须按照新缔造的虚拟的金融构境的规则来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虚拟资本、信用体系和金融资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内在运动的第一次巨大的变形，而在产业资本下比较清晰的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 及其空间转化的基本形式，如商业利润、地租、利息、物流利润等) 变成了被遮蔽了基本形式的分红和股利，人们在证券交易所和银行基金中获得的收益，已经与当下的直接的剩余价值关联不大，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赌局，任何赌中了未来剩余价值( 即资本在未来的增殖的利润) 的赢家，都分食了那些输家的金融化的尸体，在虚拟资本的平台上任其灰飞烟灭。

那么，一旦剩余价值的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上重组之后，作为利润和分红收益的剩余价值，是否还存在继续变形的可能性，即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发明一个新的维度，从当下的剩余价值的价值形式中重新找到可以榨取的汁水，来滋养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庞大而臃肿的身体?答案是：有的。这就是经过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资本贪婪的目光突然在无数的数据流中，重新发现了一块尚未被发掘的地方，即变成了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 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v) 实际上在薪资层面被压榨到只能维持工人基本生活的简单再生产的水平，是不可能被继续压榨的。但对于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实际上这个不可压榨的可变资本的定律是可以被打破的，一旦其被打破，剩余价值m的盛筵的篝火会再一次被点燃，那些食人的资本饕餮会再次将目光投向这里，完成资本主义最后的狂欢。

关于这个问题，晚年的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研究中，已经发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谋略。1979年3月14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课中，有意识地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必须说明的是，福柯是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对于马克思基于抽象劳动和劳动力概念所提出的剩余价值学说，他是非常熟悉的。例如，福柯认为：“确实，马克思把劳动作为其分析的几个基准点之一。但是当马克思分析劳动时，他是怎么做的? 他表明工人出卖的是什么? 不是他的劳动，而是劳动力。他出卖一段时间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工资建立的基础是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相对应的某种市场状况。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而该价值的一部分是从他们那里榨取的。”［9］290－291 就这一认识而言，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不少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不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福柯谈论的重点，福柯之所以引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也不是为了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为了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治理框架下，劳动力的形态发生了一次深刻的改变，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狄奥多雷·舒茨(Theodore Schultz) 和加利·贝克尔(Gary Becker) 等人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在这里，福柯引述了他们的观点：“从劳动者的角度看，工资不是其劳动力的卖出价格，它是一种收益……收益就只是资本的产出或回报率。反之，我们可以把‘资本’称为未来收益的一种方式或者一种其他来源。因此，由此看来，如果我们同意工资就是收益，那么工资就是资本的收益。然而，作为工资收益来源的资本，它又是什么? 它是所有身体因素、心理因素的总和，它们使得某个人能够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工资，因而，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不是通过抽象化而化约成劳动力和劳动期间劳动者所使用的时间这样的一件商品。从劳动者的角度，用经济学观点将劳动分解，劳动包括一种资本，即一种本领、一种能力。”［9］294－295 在福柯的解读中，这种人力资本的角度，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形式，因为无论在亚当·斯密那里还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劳动力代表的是一种恒定的劳动力收入的形式，即薪资。但在人力资本的理论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劳动力不是一种恒定的商品，它是需要投资的，在一定程度上，舒茨和贝克尔等人对劳动力给出了资本管理式的解读，即工人自己需要打理和治理好自己的身体，将自己治理身体的行为视为一种投资，一种经营自己的“人力资本”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工资是某种资本的报酬或收益，这种资本我们称为人力资本，因为它是技能—机器的收益，而技能—机器不能与具有人力资本的人类个体相脱离”［9］298。这样，倘若劳动者将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力看成是一种资本，看成是一个需要倚靠自己不断投入和经营的对象，那么工人是否能拿到工资，就不再取决于资本家，而是依赖于工人自己的自律和自觉(在这里，福柯看到了自己的生命政治概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密切关联)。工人投资自己的身体，工资变成了对这个身体机器投资而获得的红利，而不是在固定时间轴上的固定收益。这样，随着身体状况的好坏，资本家可以给出不同的工资，因为工资不再是出于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伦理要求，而是出于一个纯粹与工人这个“人力资本家”之间的贸易行为。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曾经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增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公式，如果设原先投入的资本为G，在完成了资本周期后，得到总收入为G＇，那么在G 和G＇之间有一个差值: ΔG。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3］176在后面讨论剩余价值的章节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这个公式表述为：C = c+v+m［3］245

其中C 是总资本，c 代表不变资本，v 代表可变资本，而m 是剩余价值。之前在讨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价值形式的重组和变换时，我们讨论的都是m 或者ΔG 的部分，即资本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机构，实现了对ΔG 即剩余价值部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重组。对于这个公式，其中还涉及两个部分：c 和v。对于不变资本c，实际上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部分中，马克思已经作出了充分探讨，即个别资本家会通过改进技术，实现c 的相对最小化，从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在后来的意大利工人自治主义那里，这个部分变成了“机器论片段”，成为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等人讨论“非物质劳动”的重要前提。那么现在福柯提出的“人力资本”问题，针对的是可变资本v，福柯提出的问题是：v 是资本家长期付给工人的工资，但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那里，v 是保持相对稳定的，资本家很难直接从v 中直接获益。

但是，一旦建立了“人力资本”学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工人在经营好自己的身体之后，再参与到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分取其中的红利，而是说在金融资本阶段，缔造所谓的信用体系的同时，资本也酝酿出风险概念。当然，资本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在剩余价值面向未来的时间重组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此前，这个风险是由资本家来承担的，而一旦资本家血本无归，也会沦为无产者。但是，如果通过“人力资本”概念将资本家范畴进行扩大，那么每一个无产阶级也成为了“资本家”，他们的资本就是“身体”，就是蕴含在他们身体中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理论下，劳动力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特殊商品，而是特殊的投资，工人阶级不是在售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参与到未来红利分配的“资本家”。因此，他们不再是在固定时间等待着资本家发薪水的无产者，而是一个参与到投资风险中的投资方，原先资本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在所谓的“人力资本”的观念下，也被成功地挪移到普通大众身上，让他们和资本家一样背负着债务，承担着真正的资本家不愿意承担的风险和债务。

在2019 年上映的英国影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Sorry We Missed You) 讲述的就是一个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普通英国家庭一步步堕入人力资本神话，并陷入无限制的债务陷阱中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主人公瑞奇·特纳失业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突然找到了替电子商务平台发送快递业务的物流公司，物流公司强调他们并不招聘工人，在他们这里，所有的员工都是自己的老板，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拿工资，而是贷款买一辆送快递用的卡车，这样就可以日进斗金。瑞奇迅速地被平台方口吐莲花的说辞打动了，他贷款买下快递卡车，但发现为了挣得绵薄的家庭费用，他不得不无休假地工作，即便如此，由于沉重债务和身体问题，他们家庭没有一丁点改善，相反却因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债务深渊。为了还利息，瑞奇不得不不断地跑平台发放的快递业务，直至他生命终结，还继续由他的家人继续跑快递偿还债务。在这个过程中，瑞奇甚至没有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没有最基本的收入，他唯一收获的就是快递平台那个神话，“人人都是自己的老板”。这个神话与福柯引用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如出一辙，而这就成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形式的第三次重组。这一次重组不同于前两次重组，因为前两次重组仍然是在不同行业、不同时代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和博弈。我们可以将这一次价值形式的重组称为剩余价值的生命政治重组，因为资本直接博弈和收割的对象，就是普通人的生物性生命。在生命政治价值形式的重组中，通过“人力资本”学说，那些原先的无产阶级，也被冠上了“资本家”的头衔，因此，庞大的金融资本和平台资本迅速地将魔爪伸向了所有加入其中的普通家庭，即便这些家庭没有资本，也可以让他们通过借贷负上债务，以此收割他们的收益，正如莫里奇奥·拉扎拉托所说: “债务直接要求一种规训的生活方式，这种规训的生活方式要求不断地‘自我工作’，要求与自己进行永久性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一种特定形式的主体性: 负债人的主体性。换句话说，债务要求为负债人生产一种特定的主体性，从而重构了生命政治权力。”［10］104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瑞奇的故事，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下普通家庭堕入人力资本神话的一个缩影。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谁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数字平台，所有的生命不再是按照传统雇佣劳动的方式去售卖自己的劳动力，这里不再有劳动力，而只有被数据化的人力资本。所有生命的价值都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价，也没有劳动法律的确定保障，风险被平台资本迅速地转移到每一个参与平台的具体生命身上，那个曾经作为可变资本的v 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再是可变资本剩下的余数m，而是在不断耗费自己生命的过程中，将自己从属于一个巨大的资本平台，由此获得绵薄的“人力资本”的分红。这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再一次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甚至消除了隐藏在剩余价值公式中的可变资本的形式，将可变资本本身，按照生命政治的规则，变成了其可以从中获利的剩余价值；也让原先属于工人阶级的薪资分配，在变成“人力资本家”的分红之后，无情地遭到那些巨噬资本的吞噬。在这一背景下，那些变成了“人力资本”的无产阶级，发现自己越是努力工作，就越是陷入沉重的负债之中而无法自拔。我们耳边又传来了南希·弗雷泽的高声控诉：

通过将这个系统的固有缺陷提高到突破点，它将一束刺眼的光束照在我们社会所有的隐蔽之处。把它们从阴影中拖到阳光之下，这一切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资本固有的吞噬自然的动力，直到地球陷入大灾难的边缘; 把我们的能力从社会再生产的真正重要工作中转移出来；它削弱了公共权力，削弱到无法解决该系统产生的问题;依赖于吞噬人们不断减少的财富和种族化的人口的日渐恶化的健康为生；不仅剥削而且掠夺工人阶层……但现在到了最艰难的部分：把这一教训用在社会实践中。现在是时候弄清楚应该如何饿死这头饕餮巨兽，一劳永逸地结束食人资本主义了［1］266－267。

 

参考文献：

［1］ 南希·弗雷泽: 《食人资本主义》，蓝江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4］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7］ 张一兵:《虚拟资本: 信用关系伪境中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的翻转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1 期。

［8］ Slavoj Žižek，“Marx’s Theory of Fictions’”， in AdrianJohnston，Boštjan Nedoh eds．，Objective Fictions: Philosophy，Psychoanalysis，Marxism，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 2023．

［9］ 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10］ Maurizio Lazzarato，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trans． JoshuaDavid Jordan，Semiotext( e) ，2012．

（文章来源于《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