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推动大变局的深层因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关键在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环节重在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分配环节重在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流通环节重在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和畅通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循环，消费环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和推动消费升级。　　“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01 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之“变”，既包括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变局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经济全球化调整，它正在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体系，而作为这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成为大变局的最大变量，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也反映了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　　从国内看，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条件深刻变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2020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元，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产体制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面对如此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需要思考“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本文从“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调整——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个维度阐释百年大变局的“变”及对我国的影响，分析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特征，讨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演进脉络，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　　0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对我国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变了什么，怎么变，变到那里去？大变局之“变”，主要有3条基本脉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供应链调整收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我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变局，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2.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算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谢伏瞻，2019）。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力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经济社会活动的数字化，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正在成为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数据规模、数据采集存储加工能力和数据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越来越难以衡量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将更多体现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替代加快，由此可能导致中产阶级的扩张放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创造了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都处于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存在明显落差。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和“领跑”，为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创造了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支撑，人力资本、创新资源和制度优势等有利条件，也将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开辟广阔前景。　　我国面临美国科技封锁的挑战。美国为保持科技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科技围堵和打压，限制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压缩我国高技术产品应用的市场空间，并切断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试图利用其对中美双方影响的不对称效应，增加我国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遏制我国的科技进步，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但这也将倒逼我们下决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2.2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推动大变局的深层因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加值占比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是这一指标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更加强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2013~2017年间，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增长2.7%，反映商品生产价值链的区域集中度提高。以东亚地区为例，2020年以来，东盟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提升到15%左右。全球产业链布局从成本主导转向成本、市场、技术多因素共同作用，要素成本因素在产业链布局中的权重下降，市场和技术可获得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产业链的全球垂直一体化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配置。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受一致同意原则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电子商务、竞争中立、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迟缓。在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美欧自贸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加快推进，推出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为我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创造条件。受益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我国已成为亚洲的生产组织中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1995年亚洲6个重要经济体，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均为日本，2005年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重要经济体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转向中国。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上中下游产业链，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27%，2019年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超过美国，已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日益显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日趋深入，又能控制产业链的节点位置，这些变化将大幅提升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资源的能力。　　我国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加之中美经贸摩擦造成关税成本上升，以及国内本土企业崛起带来的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份额缩小，产业外移的压力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并提出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采取措施把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重新转回国内，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在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我国产业外移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美国为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遏制我国快速崛起，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联合欧盟、日本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声明，要求我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承担超越发展阶段的国际义务，在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领域提出一系列要求，试图以“规则”挤压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大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难度。　　2.3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群体性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到203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8）。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2001~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高于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速。“十四五”时期，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继续上升，“东升西降”的态势将加速演进，国际经济格局将加速重构。　　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利于改变中美博弈不对称态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特别是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将继续上升，按现价计算，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为16.2%，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为67.4%（陈昌盛等，2019）。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美国经济将收缩4.3%，这将使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上升至美国的73%左右。“十四五”时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继续缩小，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35年前超过美国，这将有利于改变中美博弈不对称局面。　　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科技脱钩、金融施压，并在香港、新疆、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新冠肺炎疫情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变本加厉，从扩大对华出口限制，把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到针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再到实施“清洁网络”计划，并竭力推动与中国脱钩，试图在中美之间“拉起吊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继续跃升，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与围堵将趋于长期化。“十四五”时期将是大变局的加速重构期，也是我国应对中美关系不可逆变化的战略调整期。　　2.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老问题依然存在，新风险挑战显著增多。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创伤，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收缩幅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随着部分国家疫情的二次爆发，全球经济复苏出现结构性分化，加剧了原有的深层次问题。　　疫情后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因财力和医疗条件限制，受疫情冲击更大，随着感染人数快速增加，经济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存在差异，经济复苏也不尽相同。经济复苏结构性差异还体现在不同行业和领域，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下滑，新兴科技公司营业额和利润大幅上升，技术和数据的优势更加凸显，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疫情对低收入群体造成更大冲击，加之宽松货币政策推升金融资产价格，实际上推高了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疫情后的“K型复苏”，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强化本已上升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倾向。　　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增大风险隐患。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推出了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隐患。主要经济体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而潜在产出水平下降意味着税基缩小，从而使债务风险增大。全球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进一步增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全球经济将难以摆脱“低利率、高负债、高风险”局面。　　总之，疫情大流行造成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复苏中枢后移带来全球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将引发全球结构性问题持续演化和趋势性变化，世界将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加强底线思维，提高发展质量和韧性，增强抵御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03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是“转”，这既是发展阶段的转换，更是发展方式和发展特征的转变。　　3.1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短缺经济起步，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生产能力的迅猛扩张，“数量缺口”基本填满。1979~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220多种工业产品生产能力跃居世界第一，传统产业领域还出现了产能过剩，“有没有”的矛盾基本缓解。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向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升级，居民对产品质量、品质、品牌的要求日益提高，“质量缺口”仍然较大，“好不好”的矛盾更趋突出。如果说，填补“数量缺口”是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任务是实现“数量追赶”，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填补“质量缺口”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主要任务是要实现“质量追赶”，以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为主攻方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之一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提高盈利水平，积累的风险才能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向高效增长的跃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王一鸣，2020）。　　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经济结构变革和资源环境压力的态势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是一个必须推进又面临诸多挑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委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的“佩恩表”数据库，2009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2017年这一比值仅为38.4%，而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75.2%、80.1%、97.4%、99.2%、84.0%、85.2%，大致相当于我国的2倍以上，这也意味着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仍有较大空间。日本和韩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美国80%和60%左右。日本和韩国的阶段性峰值分别出现在1980年和1991年，以后便长期停滞不前。显然，全要素生产率达到韩国和日本的水平，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迈过的两个台阶。　　如果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全要素生产率达到韩国的水平，也就是达到美国的60%左右，就要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若将美国2015~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设定为0.76%（美国2000~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0.76%）和1%（若剔除2008年和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负和为零的数据， Trust安卓版下载美国2000~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0.93%），TrustWallet钱包安卓下载那么，2015~2035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分别达到2.5%和2.7%，才能在2035年达到美国60%左右的水平（张文魁，2018）。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增速虽有所回升，但仍不足2%。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随着人口总量增速放缓和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并逐步转为负的贡献。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行为变化、传统制造业进入平台期、房地产需求趋于饱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等，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下降。技术逐步接近国际前沿和资源再配置空间收窄等因素，将导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速度放慢，但下降幅度低于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不断提升。根据模型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5%左右，2026~2035年还将进一步下降至4.2%左右。如果2021~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2.5%或2.7%，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达到45%~50%，2026~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达到60%~64%。从以往的经验看，这并非易事。这也表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打一场硬仗。　　3.2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而随着钢铁、煤炭、石化、建材、有色等产能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基本结束。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传统纺织和食品行业已达峰值，增速和占比将持续下降，中长期会保持稳定；钢铁、煤炭等行业的比重在2015年（11000国际元）左右就已达到峰值，其中钢铁达峰时间差不多和高速增长阶段结束的时间基本重合；有色、化工、机械达峰时间大约在2020年（15000~20000国际元）左右，之后增速和占比也将不断下降。再像过去那样搞大规模产能扩张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发展模式必须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着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由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区段转移，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上台阶”不仅要从生产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转向生产高技术含量和先进智能产品，满足市场对产品品质和质量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生产要素从产能过剩领域向有市场需求的领域转移，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转移，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2019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7.1∶39∶53.9，预计“十四五”时期，农业和制造业比重将继续下降，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根据模型测算，到202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将调整为5∶30∶65，到2035年将进一步调整为4∶26∶70。应该看到，过去一个时期服务业占比的迅速提高，在相当程度上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快速膨胀的结果，“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占比过快下降的态势将得到扭转，服务业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从产业内部结构看，传统制造业在陆续达到峰值后占比将持续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将持续提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支撑的水平分工和跨产业链融合继续深化，要素精细化配置和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将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创造条件。　　3.3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数量红利”正在消失，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要素驱动”模式已难以为继。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累计减少总量已超过2600万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乘数效应”，这个阶段的瓶颈主要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积极成效，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2019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2.23%，超过欧盟1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创新指数世界排名已升至第14位，成为排名前2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载人航天、量子通信、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但也要看到，我国创新能力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基础研究短板突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为6%，远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原创技术和战略高技术供给不足，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工业母机、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在美国对我国技术封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若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能取得重大突破，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十四五”时期，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在建设科技强国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3.4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体系，更要形成共享包容的分配体系，建设高品质生活。这就要求创造更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形成基本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虽有所缩小，但进一步缩小的难度加大；地区发展差距2015年后再次扩大，而且呈现南北分化的新特征，区域分化态势短期内难以缓解；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全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此后虽连续7年下降，但仅减少0.029，2016年后又出现反弹，并攀升至2018年的0.468。如果考虑财富的因素，收入差距会更大，而且财产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持续增加。“十四五”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发缩小。特别是随着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的窗口期基本结束，住房的财富效应逐步消失，既有的财富占有格局有可能被“锁定”。同时，人工智能广泛使用，加快了机器人对中低端和程序化就业岗位的替代，也将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后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十四五”时期，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打下基础。　　3.5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迅速增加，形成巨大的环境压力。在经济建设进程中，我国确立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确立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理念之一，加快推进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绿色转型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快，2019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下降至57.7%，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提高到23.4%，201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较2005年下降42.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48.1%，提前完成了2009年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2亿吨。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体上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期。能源需求和主要常规污染排放将陆续达峰，随后进入峰值平台期，生态环境压力依然很大。我国能源需求峰值预期在2030~2040年之间出现，但化石能源消耗有望在2030年左右达峰。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后我国煤炭消费进入平台期，但仍将长期扮演主要能源供应品种的角色，预期到2030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仍将在50%以上。大气环境质量总体已进入改善阶段，城市空气PM2.5年均浓度将持续下降，但臭氧可能会成为新的污染物。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主要流域、湖泊、地下水、海洋等水环境质量改善进程仍有差异。相对于大气和水环境，实现土壤环境质量改善的难度较大。我国已向世界作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考虑到单位GDP的能耗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2~3倍，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30%，实现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十四五”时期，必须加大绿色转型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和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强度，巩固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04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变局　　开拓新局的战略选择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更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4.1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　　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扩大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到1993年，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不足10%提升到32%左右。参与国际大循环发挥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加快发展，但也增大了对国际市场依赖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遇到挑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提出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增加投资，以对冲外需的大幅下降。1998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这为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2006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攀升至64.2%的峰值，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2007年达到10%的峰值。我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对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2007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上升周期。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增强，也增大了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的风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金融危机的冲击，从表面上看是外需收缩带来的冲击，但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等矛盾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里提出的扩大内需，不再是简单地弥补外需不足，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进的重要转折点，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立足点，推动我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由2006年的64.2%的峰值下降至2019年的31.8%，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10%降至2019年的不足1%。外需与内需的此消彼长，客观上要求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条件变化的主动调整。从外部环境看，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必须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更大力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从我国发展条件看，国内大循环在我国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基本形成。在需求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约为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6.2万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大概率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在供给端，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在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中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资本、技术要素相对位势上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大要素更加匹配，为国内大循环创造条件。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且带动外循环（刘鹤，2020）。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动经济发展已不可能，国内大循环对经济发展起主体作用，既是客观必然，也是内在要求。在当前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甚至受阻的情况下，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充分挖掘国内大循环的潜力，有利于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要形成封闭的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运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同样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需求端着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更要从供给端发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使供给结构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变化。　　4.2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关键在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1.生产环节重在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自主供给，是生产环节畅通运行的重要条件。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技术授权和转让、合作合资、反向工程等多种方式，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技术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通过多年努力，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等中间品仍主要依赖国际分工。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暴露出来，主要是原创能力和底层技术供给不足，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凸显，对产业循环形成“瓶颈”制约，迫切要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对畅通经济循环有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位势明显提升，很多产业本地化程度提高，但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问题仍然突出。过去几年，由于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冲击，我国经历了两轮产业外移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了国际上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这对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带来新的挑战。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控制能力不足，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存在短板和风险，迫切要求补链强链，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2.分配环节重在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居民收入分配直接关系扩大消费和国内经济大循环。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201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8，已经连续19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比较201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城镇和农村居民中最高20%收入组与最低20%收入组之间差距分别为5.9倍和8.5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增收更为困难，对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制约。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格局。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调控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循环的重要条件。受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土地增值收益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金融资源从农村净流出的局面尚未改变，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仍然突出。我国2.9亿农民工已经占4.2亿城镇就业总人口的近70%，但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不少“玻璃门”、“弹簧门”。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两者相差16.22个百分点。基本公共服务大多与户籍制度挂钩，增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抑制了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释放。有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由此可见，这些因素抑制了城乡要素双向循环，也影响到全国统一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3.流通环节重在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和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　　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是有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大动脉”。近年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同时，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流通的中间环节仍然过多，增加流通费用和成本。不同运输方式最后一公里没有完全打通，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还存在不少断点、堵点，加之跨界公路收费较高，物流成本居高不下。2019年我国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降至14.7%，但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平均8%~9%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经济循环的效率。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是制约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随着实体经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资产收益率下降，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的比重下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和“体内循环”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金融体系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好，使得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传统金融供给难以匹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的融资需求模式，也制约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这就要求对金融供给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空间，提供更多直达市场主体的金融产品，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4.消费环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和推动消费升级　　消费是终点也是新起点，是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我国拥有14亿人口，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受到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影响，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2010~2019年平均消费率较2000~2009年下降近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由2000年的63.9%下降到2019年55.4%。近年来，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超过60%，对最终消费形成较强的挤出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经济恢复走在世界前列，但消费恢复明显滞后，2020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5.9%，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7个百分点。这就要求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切实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使人们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　　促进消费升级，加快培育新型消费，是促进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和变革加快，呈现商品消费高端化、消费结构服务化、消费方式网络化、消费产品智能化、消费群体年轻化等新趋势。这就要求引导企业适应消费升级新趋势，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配套制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构建规范的消费市场环境。　　05“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　　“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持续增强经济循环动力，努力形成需求引领供给创新、供给创造提升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5.1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大循环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变量。当前，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频频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并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只有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国创新能力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要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偏低，一些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激励人才的体制机制仍不健全。“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整合优化科技资源，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建设运行多元投入机制，提升公共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开放共享力度。　　二是加强基础前沿研究。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利用后发优势的空间日趋缩小。只有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强化源头技术供给，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三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探索，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强大的创新生态。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　　四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探索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加强科技开放合作，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最大程度吸纳国际创新资源，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重要舞台。　　5.2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扩大在国际大循环中回旋空间的必然要求。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加大产业链外移压力，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为紧迫。　　一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基层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产业技术基础（基础软件）等工业基础能力较为薄弱，国产“四基”产品和技术普遍存在质量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国产化替代政策落实难等问题。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　　二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三是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与设备等领域，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支持国产化应用和进口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拓展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加快布局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完善国内供应链体系。　　四是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辩证看待供应链安全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支撑，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供应链形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在部分领域，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主要以自身努力来保障供应链安全，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　　5.3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　　扩大内需既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引导企业扩大投资，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　　一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内需有强大支撑作用。要以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战场，以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为主攻方向，以解决城乡人口流动、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由现在4亿人增加到8亿人，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　　三是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支撑功能。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扩大内需的主要载体。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辐射带动更多中小城市发展，建立以大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使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四是鼓励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快补齐创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短板。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5.4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发展格局的转换过程，更是体制变革和创新过程。我们必须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清除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障碍，建设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全面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则尤为重要，要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二是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类政策。　　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我国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存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要素流动不畅、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降低要素使用和流通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加快培育数据市场。　　5.5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　　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一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步伐，以“边境后”规制改革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独特作用。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建设高水平开放新平台，为深化改革探索经验和提供示范，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　　二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建设，促进外贸企业融入国内市场体系，建设销售渠道和网络，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互衔接。　　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可持续和风险可控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市场、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软联通”，多渠道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合作机制建设。　　（微信公众号“管理世界”2021-02-17，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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